英國著名的研究 中國科技史專家李 約瑟院士曾經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在上古和中古時代，中國科學技術一直保持一個讓西方望塵莫及的發(fā)展水平，中國科學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古代文明卻沒有能夠在亞洲產生出與此相應的現(xiàn)代科學，其阻礙因素又是什么？”〔1〕這是李約瑟難題之一。筆者在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書籍和前人相關資料后，想從古代中西科學特點的差異中來認識這一問題，力圖給出一個比較客觀的回答。

一 中西科學技術比較觀之淺議

所謂科學技術的比較觀，就是對比較兩種科學技術所持的基本觀點、思路和方法，是關于對科學技術進行對比的方法論之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對一些事物做出選擇或比較，有些是直截了當?shù)模纭凹妆纫押谩保@然主體把甲和已進行了對比后而說的；而有些是不經意的，我們能從語言和行動中推測出來主體所做出的結論或選擇是經過了比較的，但主體可能卻沒有明確表示其比較意向。如“甲優(yōu)秀（或好）”單從這一句話，就可看出主體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經過比較后而說的。還有我們常常做出一些選擇，如 “舍生取義” “舍近求遠”“舍魚而取熊掌”等這些都是經過主體比較了的。“舍身”是因為“義”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為“遠”比“近”更合適；“舍魚”是因為還有比“魚”更好的“熊掌”。既然比較是一種常見現(xiàn)象，那么我們在對事物進行比較時，應當注意些什么問題，遵循那些基本原則呢？

（1）屬性相同。我們常說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較的兩種事物在屬性上應當是同類別的，不同類別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較（當然分類標準應當同一）。如把甲物體的質量和乙物體的體積做比較就是不合適的，我們不能區(qū)分出來二者在兩個不同屬性上的差異來。因此要比較兩個事物在某一屬性上的差異，必須就兩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屬性去比較才是有意義的。

（2）時期（階段）相同。在對兩個事物同一屬性進行比較時，有時這一屬性的歷史跨度比較長，中間可能分有幾個不同的階段，在不同階段事物的屬性也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是對同一屬性領域的同一歷史階段去比較才是有意義的。如要比較中西科學特征，由于科學的發(fā)展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同一地域在不同歷史階段科技狀況不同，同一歷史階段不同地域的科學發(fā)展也不相同，又由于中西歷史階段不完全對等，社會形態(tài)不統(tǒng)一，自然科學本身又具有中立性，所以不能苛求在同一社會形態(tài)背景下進行，只能按照歷史時代來劃分整個科學史，根據(jù)科學史的通常分法，一般把整個科學史分為古代、近代、現(xiàn)代三個階段，與本文有關的只是古代和近代，對古代史歐洲還又分為上古時代和中古時代兩部分，我們統(tǒng)一把歐洲中世紀以前的歷史歸到古代（包括中世紀時期），把中世紀以后的歷史統(tǒng)一歸到近代。拿歷史紀元來說，可能更準確些，即把17世紀以前統(tǒng)一劃到古代史，17世紀到19世紀為近代，19世紀以后為現(xiàn)代。

（3）堅持聯(lián)系的觀點。要分析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原因，必須聯(lián)系中西方在古代的科學基礎，由于科學技術具有傳承性，后來的科學總是在先前的水平上發(fā)展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割斷這種聯(lián)系，而只片面討論某一歷史時期的科學和思想，這也是科學史的辯證法。

二 對中國科學發(fā)展在明清之際落后于西方的再認識

現(xiàn)代中國科技落后于西方，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其中關于落后的起始時間許多人認為始于明清之際，大約從中國明朝萬歷年間（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為止,中間有二百年左右的過度期。在此之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時期，科學技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中數(shù)學和三大發(fā)明（指南針、火藥、印刷術）也是當時世界科學技術的最高峰。宋元時期對應的歷史時間段是公元11世紀到14世紀，而這個時間段對應西方歐洲的卻是黑暗的中世紀。

（1） 歐洲中世紀簡況.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進入了封建社會, 歷史學通常把西羅馬滅亡到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一千年稱為中世紀,而科學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臘羅馬文明結束到歐洲文藝復興這一千年的時期,大約是從公元5世紀到15世紀。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歐洲科學由于遭到基督教神學的壓制和迫害淪為神學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奧秘的科學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義都會被斥為異端學說而遭到鎮(zhèn)壓。尤其是當基督教被立為國教以后,教會壟斷了文化教育，壟斷了整個精神生活。教會這種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它必然會敵視、壓制以對自然的自由探索為己任的科學。其中最突出的證據(jù)就是藏書達70萬冊，珍藏著人類古代文化和科學知識的世界第一大圖書館----亞歷山大圖書館曾兩度遭到基督教徒的焚毀，以及由柏拉圖創(chuàng)建，持續(xù)了900多年的希臘學術大本營＿＿柏拉圖學院被封閉（公元529年），這標志著歐洲古典科學文化的終結和科學史意義上的歐洲“黑暗中世紀”的真正開始。直到11世紀十字軍東征發(fā)現(xiàn)了古希臘文明以后，情況才有所改變。在這種環(huán)境下，科學知識難有生根發(fā)芽的土壤，科學研究和技術發(fā)明當然阻力重重，停滯不前。

（2）對在中世紀時期中國科技領先的思考．

由于歐洲在中世紀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科學技術不可能在這時期有大的發(fā)展，出現(xiàn)倒退也是不足為怪的。相形之下，中國在從秦朝統(tǒng)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之后，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約有2000年的歷史基本上都是平穩(wěn)渡過的，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沒有太大的轉折和變化，科學技術的生存環(huán)境相對寬松，統(tǒng)治階級對科學技術至少還沒有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賢明,政策得當，科學技術還會出現(xiàn)蓬勃發(fā)展之勢。如中國的漢唐及宋元時期就是例證。如此說來，中國從漢唐以來長達近千年領先世界是有一定社會原因的，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制度無不有關.也就是說在中世紀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還是能適應科技發(fā)展的,從而出現(xiàn)了唐宋時期科技發(fā)達的史實；而歐洲此時卻一蹶不振,進入昏睡狀態(tài)。由于歐洲的停頓才顯示出中國科技的一枝獨秀。而我們的古人此時如果能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相對意義上的獨領風騷，是一種占天時之利而領先的話,那么他們也許會冷靜分析，在這種沒有競爭對手的領先背后，是否還潛藏著制約科學發(fā)展的不利因素？也就不至于那樣盲目樂觀,以“泱泱大國舍我其誰”的態(tài)度而自居。這種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態(tài)度，使中國從宋朝以后忽視科技的研究和發(fā)展,不思進取,滿于現(xiàn)狀。如果當時有人把中西科技作個比較,分析他們各自的優(yōu)缺點,能認識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潛在的優(yōu)點,中國科技還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國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寫了。為此,我們就不能僅局限在明清之際找原因(明清時候科技落后已經明顯表現(xiàn)出來,國人也漸漸認識到這種差距罷了),而應當從比較中西古代科技特點入手,查找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近代科學的特征都有哪些。

三 近代科學的突出特征

（1）分科研究

近代自然科學誕生于十五世紀下半葉,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學把自然界劃分為不同的領域和側面,例如分為動物界、植物界和礦物界或者分為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和生命運動等分門別類地加以研究。科學家已不再關心古代自然哲學所討論的那些諸如世界本原和運動的源泉問題,而是著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體問題,探索各種運動形式的特殊規(guī)律.

（2）近代自然科學建立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

近代每一門自然科學都要依據(jù)觀察實驗所積累的材料對探討的自然現(xiàn)象提出理論上的解說和說明，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學者那樣依靠哲學思辨對自然界提出種種猜測,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樣僅僅追求某種實際的目標(如制造某種產品,改進某種技藝),他追求的是對自然界的理解。為了揭示現(xiàn)象背后的規(guī)律,要求必須把自然現(xiàn)象從實際的生產過程和技術實踐中抽取出來,在人為控制下加以研究,這就是近代自然科學所開創(chuàng)的實驗方法。科學實驗作為一種獨立的實踐活動從生產中分化出來,成為近代自然科學賴以發(fā)展的一個最切近的基礎。恩格斯在總結近代自然科學的發(fā)展時指出:“現(xiàn)代自然科學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學的直覺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經無結果的消逝了的發(fā)現(xiàn)相反,他唯一的達到了科學的、系統(tǒng)的和全面的發(fā)展”〔2〕。這段話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學與古代自然科學的重大差別。

四 中西古代科學特點之比較

1古希臘自然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比較

（1）古希臘自然哲學的特點

古希臘自然哲學包容哲學和早期各門自然科學,那時哲學和自然科學還沒有“分家”,沒有單獨分立的學科,后人為了研究方便把有關世界本原論以及對于運動一般規(guī)律的認識提列出來歸到哲學里,形成自然哲學獨特的認知領域。無論是關于物質構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說”還是阿拉克薩哥那的“種子說”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論”學說，都把對世界本原的認識后來轉移到對物質結構的認識層面上。后期的“原子論”的思想已經接近近代化學原子論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學原子論的創(chuàng)立者道爾頓承認他的原子論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論”思想,大科學家牛頓也認為古代“原子論”對它的科學研究影響很大。這是因為從整體論到單元個體論，不僅僅是認識層次的變化,同時也是認識方法的變化。如果說整體論采用的是綜合法,那么“原子論”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學總體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對象從單個物質進入到單個分子,從單個分子又進入到單個原子,從單個原子又進入到原子核,從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質子、中子、電子),現(xiàn)在人們已經認識到夸克層子水平上了。認識層次的逐漸分化是近代科學的一大特點,而這個思想最初來源于古希臘的原子論,沒有原子論也就沒有今天的各種學科。

（2）中國古代哲學的特點：

中國古代哲學是帶有濃郁思辨性質的自然觀。如”陰陽說“主張陰陽和諧是一切事物運動變化的內在原因；“五行說”則認為萬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組成,元素之間“相鄰相生，相間相克”；柳宗元的“元氣說”認為萬物都由陰陽二氣相互作用而成，氣“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運動變化的原因，張載認為“凡象，皆氣也”，并提出“一物兩體”“不有兩，則無一”的矛盾論觀點；王夫之的“方動方靜，方靜旋動，靜即含動，動不舍靜”理論闡述了動與靜的辯證關系。總之，我國古代自然觀更多討論的是世界的本原問題和對運動規(guī)律的思辯解說，純粹是各家的主觀臆測。對事物的認識是從整體角度考慮的，注重的是辨證統(tǒng)一。對問題的討論也只是泛泛而談，不作深究。由于思維方式的差異，在那時不可能出現(xiàn)象古希臘“原子論”那樣的思想，而且這些辯證思想與我國古代自然科學沒有多大的聯(lián)系,在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中沒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醫(yī)學是個例外．

2．數(shù)學方面的比較

古希臘人喜愛幾何，注重數(shù)學推理和證明．許多哲學家同時也是大數(shù)學家，他們崇拜數(shù)學，尤以柏拉圖為最．他曾在他創(chuàng)辦的“柏拉圖學院” 門口寫有“不懂數(shù)學者不準入內”的牌子．到了后期，歐幾里德將所有幾何命題通過一組公設推導出來。他的《幾何原本》把古希臘數(shù)學推向理論最高峰，開創(chuàng)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數(shù)學理論首先達到體系化，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在古代中國，數(shù)學基本上是一門實用性科學，學科的發(fā)展隨生產實際的需要而變化，多為條塊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數(shù)領域；而在古希臘,數(shù)學不但著重于向理論方向發(fā)展，遵循嚴密的邏輯形式，而且創(chuàng)建了一些研究數(shù)學理論的基本方法，如歸謬法、歸納法、演繹法、公理化法等。而中國古代數(shù)學在這方面卻是個空白，雖然中國古代數(shù)學成就不斐，但偏重于代數(shù)運算，算法很高明，卻沒有形成一套理論體系，知識比較零散，各部分關聯(lián)性差，沒有形成體系,而且還集中在代數(shù)領域,幾何方面似乎羞于啟齒,即使計算結果的精確度異常的高。如祖沖之把圓周率推算到3.＜π<3.之間。無論是《九章算術》,《周髀算經》，還是《海島算經》、《測圓海鏡》、《四元玉鑒》等都是在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數(shù)字的準確。這與中國古代重視農業(yè)生產應用,重視天文觀測應用有關。

3邏輯方法的比較

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論述了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其中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是系統(tǒng)化運用邏輯推理的范例，《工具論》為后來的科學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雖然我國戰(zhàn)國時期雜家代表作《呂氏春秋》中也采用了多種形式的邏輯推理，如二難推理、類比推理、假言推理或它們的組合，但都僅限于社會學說領域，自然科學中沒有看到使用邏輯推理，而且即使士大夫高談闊論中運用了邏輯推理，也難以保證邏輯推理就成為科學研究的普遍工具。史實是在中國古代的數(shù)學等自然科學中，找不到用邏輯推理形成公理化體系的著作。而近代科學誕生的標志是以科學實驗與數(shù)學證明的結合為特征，這似乎與社會學說運用邏輯方法關系不大。把邏輯推理上升到理論層面上進行系統(tǒng)總結，這只有在古希臘科學中才能看到，而中國古代的科學缺少這種特殊的東西。

由此來看，東西方自然哲學的思想理論雖然有明顯的相似性，特別是對世界本原的看法，無論是中國的“五行說”，還是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很難說它們之間有什么本質的差別。但是古希臘自然哲學遵循形式邏輯原則，力求形式的圓滿；而中國自然哲學遵循辯證邏輯原則,注重哲理的思辯,不考究命題在形式上的統(tǒng)一；西方科學有一種刨根究底,窮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單個因素的作用；而中國科學一直把和諧統(tǒng)一作為最高境界,注重整體的完整一致,忽視個體的力量。這種科學思維方式的差異,使古代的自然哲學走向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種是自然哲學進一步理論化,形成嚴密的符號邏輯系統(tǒng),并和嚴格的實驗相接合,形成自然科學理論；另一種是進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觀念相結合,形成遠離自然科學的倫理哲學。結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條道路，而中國走上了第二條道路，中國哲學最終成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說教的工具，而自然科學一開始就缺乏嚴密的理論指導,只憑經驗和需要選擇研究方向,所以難以形成系統(tǒng)化、理論化的知識體系。

4．古希臘有物理學,物理學研究初具成果和規(guī)模.

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學專著，它使物理學成為一門學科而建立起來。阿基米德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總結了一套科學研究物理學的方法。他既重視觀察和實驗,又重視嚴格的邏輯推理；既分析物理現(xiàn)象,又注意用數(shù)學方法論證,在他那里體現(xiàn)了實驗方法和數(shù)學方法的完美結合。而近代自然科學的突出特征就是實驗方法結合數(shù)學理論。由此可見,從阿基米德時期就已經有了近代自然科學研究的端倪。

相比之下,中國古代還沒有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實驗和嚴密的數(shù)學方法基礎上的物理學,沒有獨立的物理學科。盡管《墨經》中有關于光、磁、力等現(xiàn)象的記載,但只限于定性探討,似觀察記錄,未分析論證原因,沒有形成規(guī)律性認識。這和古希臘物理學相比,實在不及。而且墨家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曇花一現(xiàn),沒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墨家的科學傳統(tǒng)遭到“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的政策扼殺,中途夭折，這是物理學的不幸,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墨學主張:“非攻”“兼愛”“尚賢”為統(tǒng)治階級所不齒。《莊子天下篇第三十三》說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shù)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順----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3〕。墨家在封建社會諸子百家中，由于不諳世事,獨法自然,不群于政道,為統(tǒng)治階級所不屑,雖有點滴功績,但結果可悲,為后來弟子不循,故其漸趨衰滅,后繼無人,自絕于世。墨家學說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fā)源地,此說絕跡,不可謂不是一大損失。封建統(tǒng)治階級以及文人學士樂于政道,尚治國安民之策,對無關其痛癢的“方伎”(技術)不予重視。李約瑟在研究了中國古代科技史后認為:“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發(fā)現(xiàn)某一重要工程師在工部任高級職務。這可能是由于真正的工作總是由文盲半文盲的匠人手工藝人去做,最大的發(fā)明家無意來自平民匠師手工藝者,他們從來不是官員,甚至連文人也不是-----有時甚至找不到這類人的姓名”〔4]。 18世紀法國傳教士認為,中國科技不發(fā)達,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知識分子因為科技不能使他們升官發(fā)財而不愿從事科技。(墨子就是例證)加之,封建社會從明朝以后推行科舉八股制度,盡攬?zhí)煜挛牟?這些文人多數(shù)只會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對科學技術知之甚少。而那些技藝精湛者,善于“天元術”者,未進縉紳之列，得不到重用，才能得不到發(fā)揮。自始至終,封建統(tǒng)治階級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這是中國傳統(tǒng)的缺陷。

從歐洲古希臘文明和中國古代科學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古希臘科學在思想和方法方面已接近近代科學的特征，它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不在于給后人留下了偉大的物質文明,而在于給人們提供了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研究方法,這才是人類最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技術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離開理論思維”〔5〕。古希臘科學偏重理論思維,講究思維方式的特點，決定了它必然具有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而中國古代科學在這方面卻先天不足,這不能不是制約它發(fā)展,與近代科技失之交臂的原因。這樣說來，早在明清之前,即使在宋元時期,根深蒂固的中國古代科技由于自身的缺陷，已經限制了它繼續(xù)發(fā)展的勢頭。這才是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 對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性再認識

一提到中世紀,人們總認為一團漆黑,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只有從時間上劃界,才能說清楚.科學史一般把中世紀時期分為兩段,公元11世紀以前的五百年為前期；11世紀至15世紀為后期。中世紀的前期，科學遭到教會血腥鎮(zhèn)壓,幾乎一片空白，是真正的黑暗期；中世紀后期,特別是當歐洲人從阿拉伯人那里找到了他們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后,科學技術有了復蘇，是中世紀的蘇醒期。

（1）古希臘文明失而復得

盡管中世紀教會的思想禁錮無以復加，但古希臘科學思想還是被人們偷偷地保存下來了。由教士本尼狄克創(chuàng)立并為天主教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所發(fā)展的修道院制度，為歐洲在黑暗時期保存了少許文化知識，早期的修道院后來也變成了大學。羅馬貴族波依修斯用拉丁文翻譯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綱要和注釋，是早期歐洲人所了解的僅有的希臘科學，科學以微弱而頑強的力量存活下來[6]。自十字軍東征從阿拉伯人那里發(fā)現(xiàn)了古希臘文化以后,歐洲人在他們祖先的文明面前慚愧萬分,他們積極向阿拉伯人請教，學習東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辦譯館,開書院,走出去,請進來,到了13世紀就已經全部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如動力機械技術,熔煉鑄鐵技術,造船技術,火藥火炮技術等。這些技術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生產力的發(fā)展,同時也加速了歐洲人思想解放的進程，他們極力想沖破教會的束縛，重溫昔日的輝煌。所以中世紀并不是科學的大毀滅，它醞釀著一場科學革命即將到來。

十三世紀對應的時代大約是中國的元朝,此時正值朝代更替之際,社會動蕩不安。如果要界定中國科技落后于西方的準確時間,恐怕不是在明清之際，而是在此以前的十三世紀就已開始了，因為此時中國人的思想和歐洲人相比已經遠遠落后了。盡管元朝還出現(xiàn)了富足繁榮的景象，但這是大宋時期全面發(fā)展的余輝,是發(fā)展的“慣性”結果，就像跑的很快的車,一下子要讓它停下來是不可能的。十三世紀的歐洲卻像蓄勢待發(fā)的跑車，已經進入了比賽的場地，只等清道夫清除掉路障就可一展風采了。

（2）世俗大學的建立為歐洲科技起飛和科學革命準備了力量．

十一世紀后期，意大利成立了歐洲歷史上第一所正規(guī)大學，此后，歐洲各地相繼出現(xiàn)了許多大學，如牛津大學（1168）和劍橋大學(1209)及巴黎大學(1200)等.至十四世紀末歐洲已有65所大學[7]。這些大學成為當時學習和交流科學技術的專門學術機構,為歐洲科技起飛,也為近代科技在歐洲的誕生準備了條件。從大學開設的課程來看,既包括人文學科,也包括自然學科,語法、修辭、邏輯、數(shù)學、幾何、天文、音樂、法律、醫(yī)學等一應俱全,在校學生多達千人,學制5-6年,這些大學同時也為歐洲的科技革命提供了生力軍。文藝復興運動的主將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這些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如羅吉爾·培根、達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萬提斯、布魯諾等。而與此同時的中國高等教育還襲用以前的“程朱理學”，“四書”“五經”千古不變，“農醫(yī)天算”悉聽君便，自然科學始終屈從于人的實用意圖,不但起步較晚,而且時興時廢,完全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的手中。那時連辦新式大學的想法都沒有,這不能不是一個差距。

（3）歐洲中世紀已有了近代科學實驗思想的先驅

在中世紀后期，繼古希臘阿基米德之后出現(xiàn)又一位科學思想的先驅者――――羅吉爾·培根。羅·培根的最偉大之處在于，在經院哲學盛行的時候，他大膽地卓有見識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學，特別是用實驗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說“聰明人通過實驗來認識理智和物質的原因，沒有實驗什么東西也不能令人滿意地得到理解”。〔8〕羅·培根在重視實驗的同時也很重視數(shù)學，他認為經驗的材料必須用數(shù)學加以整理和論證，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離開數(shù)學。我們知道，實驗方法和數(shù)學方法以及二者的結合，是近代自然科學賴以建立的支柱，這樣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里已見開端，羅·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則的高度，如果說古希臘科學離近代科學已是一步之差，那么中世紀后期就已到了科學的邊緣。由此可見，古希臘科學的理論優(yōu)勢加上中世紀科學思想的先入為主，造就了近代科學誕生的溫床，科學選擇了歐洲正像歐洲選擇了科學作為文明復興的法寶一樣，都是理所當然的。

六 結束語

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既是一個謎，也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不可能存在單一的終極原因。如果從科學自身去找原因，可能會最有助于問題的解決。如果把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分為外因和內因，那么古代中西科學特點的差異就是內因；如果把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分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那么中西科學特征的差異就是主因，科學自身的缺陷和封建統(tǒng)治階的不予重視是形成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根源，而科學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思維方式的差異上，邏輯理論思維的欠缺是古代中國科學的制約因素。本文只從中西科學特點的差異探究這一難題，意在突出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對一個民族和地域的科學發(fā)展意義重大，希望有關部門能以之為鑒。

恕本民科直言:

非常，非常遺憾的是，我華夏先知們對人類作出貢獻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遠遠超越時代的貢獻竟然一無所知！

作為華夏思想的傳承人，本民科有責任向我炎黃子孫們，向全人類廣而告之:

1. 他們明白無誤地告訴人類，什么是宇宙:

黃帝在道原經一開始就申明:

‘恒先之初，道同太虛，虛同合一，恒一而止!’!

翻譯成今天的白話文就是:

宇宙的定義:

宇宙是由質量（陰），能量（陽）和空間（太虛）組成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

2. 他們明白無誤地告訴人類，宇宙的誕生和演化史: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翻譯成今天的白話文就是:

終極的宇宙構成法則--‘道’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物質誕生前的原始宇宙--太極，

太極中有一陰（質量）一陽（能量），

物質從陰和陽的相互作用中誕生，

而萬物又從物質中誕生！

3.他們明白無誤地告訴人類宇宙如何循環(huán)往復地永恒運行:

老子在道德經中曰:

‘有無相生!’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

宇宙一直在沒有物質的狀態(tài)和有物質的狀態(tài)之間永恒地循環(huán)往復!

4. 他們明確無誤地告訴人類終極的宇宙運行法則--‘德’掌控著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的平衡:

老子曰: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

挫掉對立雙方的銳氣，解除其糾紛，隱去其光芒，最終使得對立的雙方如同塵埃般的渺小，就達到了合二為一（玄同）的目的。

......

鑒于篇幅，

恕不能完全展開!

簡而言之，

我華夏先知們用最簡練的語言，

道!玄!德!

揭示出了終極的宇宙奧秘!

再反觀今天，‘物質群’中號稱高智商的科學大咖們，

超越物質的先進思想令他們聞所未聞，一無所知!

只有驚掉下巴的份!

那么，為何我華夏先知們如此超越時代的思想被埋沒了數(shù)千年，至今不能被人熟知？

原因實在是難以啟齒:

炎黃子孫們的智慧嚴重退化!

以至于讀不懂先知們的思想!

讓先知們孤獨了數(shù)千年!

作為華夏思想的傳承人，本民科今天特此向我華夏先知們，

深表歉意！

今天，華夏思想正在引領人類步入超越物質的文明新時代!

牛頓，愛因斯坦們的落后的物質文明時代正在成為歷史！

敬告我華夏先知們，炎黃子孫沒有讓你們失望:

你們期盼的大同世界:

‘抱道執(zhí)度，天下可一也’

正在炎黃子孫的手中，

成為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