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是什么？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是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醫師、作家、游擊隊隊長、軍事理論家、國際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切·格瓦拉是古巴共產黨、古巴共和國和古巴革命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1959年起任古巴政府高級領導人，1965年離開古巴后到第三世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游擊戰爭。1967年在玻利維亞被捕，繼而被殺。切·格瓦拉死后，切·格瓦拉的肖像已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標志，同時也是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時代》雜志將格瓦拉選入二十世紀百大影響力人物

介紹格瓦拉？

最有價值的評論格瓦拉的文章--

繞也繞不開，我還是要談他――切?格瓦拉！

有一個人，我總是很小心地避開他，即使偶爾談起，也是胡侃的味道更多些。我愿意公開夸獎他的英俊、他的勇敢、他的浪漫……這些已被世人說爛的他的種種優點，包括卡斯特羅本人都開始談論起他的偶像型外貌――“必須指出，切不僅僅擁有成為偶像的所有美德、人性與道德特質，他也有偶像的外形、偶像的形象：他的長相、坦率與堅毅的表情、他那張臉，都反映了他的個性，桀驁不馴；同時流露不凡的智慧與難得的純正。”但我不愿意同別人探討他與政治的聯系。毫無疑問，他與政治的聯系最為緊密，當然，他用生命所書寫的政治篇章是以革命為主題，而革命至少在他個人字典里是正義的同義語。談他，根本不能避開政治，談他與政治的聯系恰恰最容易褻瀆他，生活的悖論讓人行走的步伐不得不放緩。可是，繞也繞不開，我還是要談他――切?格瓦拉！

雖然他離世已久（1967年，想想已經40年過去了），但他形象仍然鮮活，尤其夏日即將到來，他披著長發、頭戴貝雷帽的浪漫形象又會出現在年輕人的T-shirt上。年邁的卡斯特羅曾經充滿感情地說過：“有時我會作夢，我們的夢都與生命、斗爭之事有關，我看到切，他回來了，他還活著。這經常發生！”其實格瓦拉不僅會到他夢中去，也會到我夢中來。不過，我不愿像曾被有些人用尖刻的語調批評的余秋雨那樣，只會寫些煽情小文字，我更愿就嚴肅的話題談論格瓦拉，炫耀別人難于比擬的我對他的深刻了解。當然，這樣嚴肅的話題想來想去，我只想到一個――政治！雖然革命與格瓦拉最為密切，但因其帶有絲絲浪漫色彩被我果斷地回避了。

開門見山地講，我反對有些朋友對格瓦拉過于理想化的吹捧。有人說他是不妥協的革命者，是永不知疲憊、不怕犧牲的戰士，我深不以為然，古巴革命后，雖然美國發動了吉隆灘入侵，但卡斯特羅、格瓦拉并未繼續推動革命，激化與當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的關系，而是尋找途徑，試圖展開對話。歷史記載，格瓦拉曾與當時美國總統肯尼迪年輕的代表古德溫在共同參加的一個美洲會議下進行過秘密會談，雖然雙方并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收獲。在這點上，格瓦拉與毛澤東一樣，都是很懂政治的人物，在堅持自己理想的同時，愿意放棄某些東東。同為理想主義者的卡斯特羅都一再辯解：“但別把切想成是個天真、理想主義者或是不知現實的一個人。切了解也考慮到現實。”“如果認為切不實際，并且不知社會實情，不知人民剛擺脫資本主義，那就太可笑了。”當年尼克松訪華，曾激怒了越南兄弟，認為中國同志不僅不那么革命了，更與美帝國主義站在了統一戰線上，變得“反動了”。其實只要攤開當時的中國地圖我們就很清楚自身的處境有多險惡，北有蘇聯的威脅、南有印度的沖突，全世界帝國主義罵我們不說，全世界共產黨也開始罵我們，我們真的一度成了孤家寡人。要不是后來及時緩和與美國的敵對情緒，從而進一步改善與西方諸列強的關系；要不是根據“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發現了“非洲大陸”等連列寧都抨擊的政治中間地帶，我們一廂情愿地憑著“解放全世界四分之三人類”的口號能支持多久？雖然格瓦拉曾充滿犧牲精神地講過：“我們的人民準備在原子彈下犧牲自己，并用自己的骨灰為新社會奠基”，毛澤東曾帶著戲謔的口吻說：“原子彈不過紙老虎”，其實，他們懂得原子彈的可怕后果，不過，他們更清楚恐懼原子彈的可怕后果。毛澤東似乎講過這樣一句話：“原子彈最具威力的時刻，不是在發射出來時，而是在發射架上即將發射時”，寫到這，我必須跟上幾個肉麻的字眼：深刻，實在是太深刻了！格瓦拉和毛澤東都不愚蠢，小小島國――古巴，禁不住美國幾顆原子彈的轟炸，所以古巴與蘇聯結成了盟友，盡管有個說法，卡斯特羅、格瓦拉抱怨赫魯曉夫太怯懦，格瓦拉更是說：“如果按鈕在古巴人手中，導彈就被發射出去了。”不過，赫魯曉夫并不能阻止卡斯特羅、格瓦拉登陸佛羅里達，他們本可以固執地去，不是也沒去嗎，而格瓦拉本人則說過，古巴不會做出美國入侵吉隆灘那樣的蠢事。中國在高喊：“原子彈不過紙老虎”的同時，還是踏踏實實地“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格瓦拉、毛澤東雖同樣有火暴脾氣，畢竟不是張飛、李逵，不會莽撞地與敵人進行孤注一擲地較量，他們一面充滿豪情地喊著“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人類會死一半人，剩下的繼續建設”，一面老實承認：“我們這些人不過愛放些空炮，喊些什么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之類的空口號”。崇拜格瓦拉的一個網友這樣寫道：“他拒絕成為‘精英’，拒絕成為‘成功人士’，他拒絕裝孫子，他拒絕歷史為他安排的命運和提供的機會，他拒絕在任何一個地方、一個社會位置上安居，他一直是一個背叛者，一個離家出走者，他一直保持選擇和放棄的權利和勇氣，他決心永遠‘在路上’”。面對這樣的文字我怎么說呢？我只能說，這個網友在寫詩，而且在寫很蹩腳的詩（沒有押韻啊）。格瓦拉根本不是上述文字所形容的那樣，他怎會拒絕那么多有價值的東西？難道他只有“否定一切”，才會具有永恒的意義？難道他當“背叛者”、“離家出走者”，一直保持選擇和放棄的權利和勇氣，決心永遠“在路上”就會很偉大？根本不是！這樣的解讀只是將他進行“前切?格瓦拉化”了，確切地說，是將“切”退化為“埃內斯托”了。格瓦拉轉變為切的意義，就在于他不再一味否定、一味旁觀了，他找到了值得自己為之奮斗、為之犧牲，一句話――為之肯定的東東了。在第一次漫游拉美后，他曾很清楚地寫道：“以前的那個我已經死去”，“如果在未來有一股偉大的引導潮流將人類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的話，我將站在人民一邊！”將他描繪為一個飄來飄去、不食人間煙火的自由人物，固然能為其本來浪漫、英俊、富有魅力的形象再添上些光亮，但由此，格瓦拉被悲慘地閹割了，他變成了一個沒有根的人，一個他自己都極為討厭的人――不嚴肅、不負責任的人。我必須說，格瓦拉首先是二十世紀最標本的正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然后才是童話編造者、神話鼓吹者筆下的造反者、流浪者、浪漫詩人。在他那里，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并非如鮑勃?迪倫那首著名歌曲的名字――“答案在風中飄”一樣，而是“落了地”，有了方向。

格瓦拉也曾經談到過經濟建設的重要性，深知人民（一個被馬克思主義者神話的稱呼）最關注的可能就是物質利益。從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信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基本原理出發，我們不難理解格瓦拉對于經濟建設的重視，再從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來看，我們更會堅定認為，格瓦拉是高度重視經濟建設的。卡斯特羅就此點也有證明：“切很實際，也不排斥物質獎勵。他認為在這轉型階段、在建構時有必要。”但他身上總有浪漫的成分，這種浪漫成分非獨他有，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有，可直接追溯到馬克思，后者年輕時愛喝酒并與他人決斗、寫寫詩歌。格瓦拉曾坦率地對一名作家講，他從馬克思的著作中能讀出波德萊爾的感覺。恰恰又是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將消滅集中代表物質利益的貨幣作為自己畢生為之奮斗的遠大理想，這樣在重視經濟建設與消滅貨幣之間顯然存在著一種矛盾，馬克思主義以挑明這種矛盾并能以歷史辯證法為方法妥善處理此矛盾為自己提供了強大生命力，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如何運用歷史辯證法妥善處理好兩者關系又成為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難以搞定卻必須接受的挑戰。同時，馬克思主義在強調暴力革命時，總讓自己具備較強的道德感，其依據一方面在于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規律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所作所為正是服務于這一歷史發展規律；另一方面在于馬克思主義在強調經濟的重要性的同時，總是不忘單純渲染自身強烈的道德使命，如馬克思主義是工人的理論，要通過解放最受壓迫、最悲慘的無產階級一并解放全人類。當道德的馬克思主義遭遇經濟的馬克思主義，誰會占上風呢？不僅在格瓦拉那里肯定是前者占上風，在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那里也肯定是前者占上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往往被馬克思主義的道德性所遮掩，原因很簡單，因為科學性要通過細致、耐心地辯論說服敵人才能彰顯自身之優越，而道德性之優越根本毋需通過論證、辯論（當然適當的也需要做些面子工作）過程所體現，它只需赤裸裸地神諭般直接宣布出來即可，確切的說，不管敵人聽清沒有，只要對自己赤裸裸地神諭般直接宣布出來即可。性急的人會等不及漫長的歷史過程，宣揚自身道德性的風頭必然蓋過緩慢的建設過程，而二十世紀正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性急的人，作為二十世紀最標本的正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格瓦拉恰是最性急的人，因此，我們聽到格瓦拉更多的言語是道德性口號。此外，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根本區別――對人性的不同看法。在西方經濟學中，人乃恒定為經濟的人（即利己的人）是其理論前提之一，具備不證自明的先天正確性。但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則不同，人性被看作是一個具體可變的東西，而且隨著社會制度的改變會發生改變，西方經濟學根本不作更多考慮的利他主義在馬克思主義這里不僅是完全可能，還擔當著重要的職責――人性的偉大改變會反過來影響根本影響自身的社會經濟基礎。在這一理論前提下，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都提出過“新人”概念，只是格瓦拉將“新人”概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說到這里，我必須為毛澤東、格瓦拉作個辯護，他們不懂經濟嗎？其實不盡然！一方面，經濟方面的書他們確實讀得比較少。即使在古巴革命戰爭期間，格瓦拉仍不忘記捧起《歌德傳》來讀；在送掉性命的玻利維亞打游擊期間，他的小背包里時刻裝著一本弗萊佩詩集。但他看的經濟學書籍確實非常少（指占他所讀書籍總數比例），我懷疑他是否通讀過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圣經的《資本論》（呵呵，我也只是比較仔細地看過第一卷，第二、三卷以及作為第四卷的《剩余價值史》都是粗略瀏覽，僅找感興趣的部分讀）。經濟書籍閱讀量少狹隘了他的視線（竟然寫出了這樣不守現代文法的句子，罪過罪過，但也恢復了傳統文法，“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春風又綠江南岸”，形容詞活用作動詞），使得他對經濟不那么特別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那些比較“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除馬克思外）都是比較輕視經濟的（口頭上也許喊過什么“發展經濟”的口號），如胡志明、鐵托、金日成，波爾布特更是有甚者，喬森潘（也該70多了，我最想拜訪的兩個人是他與卡斯特羅，估計不太可能了，我一度學法語，還想和他用法語對話呢，現在想想，玩笑的成分居多）雖然拿到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但馬克思主義的視角限制了他對經濟問題的認識（不知不覺寫到了波爾布特、喬森潘，看來另一篇關于“紅色高棉”的文章我是推拖不掉了，唉，“紅色高棉”――多么沉重的字眼）。馬克思主義中重視經濟與輕視經濟的矛盾影響了后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但很少馬克思主義者在處理兩者這個矛盾上能夠達到馬克思的水平，即使寫出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通常稱為《帝國主義論》，算是《資本論》的續篇）的列寧對經濟也是不甚了了（“新經濟政策”實施得時間太短，50年內就想實現共產主義，有點違背經濟規律）。馬克思主義者輕視經濟，說到底，如前面所講，是馬克思主義自身矛盾所造成。毛澤東、格瓦拉怎么看不到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看到了，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使得他們固執地認為那些所謂經濟規律是可以改變的，尤其經過“革命”這一偉大利器打磨。他們的成功在于此，中國共產黨和古巴共產黨（革命時尚無此稱號）最后能夠取得勝利，就是最大限度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物質刺激并不那么密切）；但他們的悲劇也恰恰在于此，當年毛澤東拿著從農村搜集到的又硬又干的窩頭，邊吃邊掉淚，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也嘗嘗，這就是種田人的口糧”，那一晚他失眠了，不住自言自語：“現在革命勝利了，人民是為自己種田，生產力應該得到解放啊，應該想個辦法……”其實他應該清楚，在戰爭年代，大家每天性命不保，誰會去多爭那一點補助、一點財產？根本沒有意義。可革命勝利就不同了，不出意外話，不僅人明天肯定能活者、明年肯定能活者、十年之后也能活者呢，再說，中國本來就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古訓，毛澤東戲說過這些爭名奪利的革命者，“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不過他不信“邪”，偏偏要反其“道”而為之，非要找個新辦法改變西方經濟學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格瓦拉也是，在重視經濟建設的同時，也在執著地探索改變西方經濟學所宣揚的經濟規律的新道路。在他們那里，如卡斯特羅強調：“切對人類有信心。如果我們對人類沒有信心，如果我們把人當成無可救藥的卑微動物，只能喂食、拿紅蘿卜引誘或拿棍子鞭打，才向前走；凡持此看法的人，凡相信這套說法的人，絕不可能成為革命份子；凡持此看法的人，凡相信這套說法的人，絕不可能成為者；凡持此看法的人，凡相信這套說法的人，絕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的革命，就某方面來說就是代表對人類有信心，因為我們的革命從零做起，一開始什么都沒有。我們沒有一支槍、一分錢，甚至發起斗爭的人也默默無聞，但我們迎戰可能的一切。我們迎戰擁有無數比索、無數士兵的敵人，但革命最后勝利，因為我們對人類有信心。”最后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使其獲得巨大成功的老辦法――“革命”，于是在中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格瓦拉又跨上了羅西南德的脊背。結果讓人唏噓，“文化大革命”出現了連毛澤東都沒有預想的狀況，格瓦拉則魂斷尤羅峽谷。寫到這里，我的筆調開始沉重起來，似乎上個世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遺產壓向了我，但很清楚，這筆遺產絕非我一人之力能繼承，即使老曹幫手也難搞定，6900萬黨員不好指望（似乎打擊面過寬，呵呵）。不過這筆巨大遺產必須經過后人很好清理后繼承下來，否則人類付出的代價太大了，走向共產主義也會徹底流為空話。

在經濟建設之外“我們偉大的人民”事情上，格瓦拉同其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也是很現實的，認為“我們偉大的人民”需要接受（廣義的）“教育”，盡管他也用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共同的腔調說過：“不要只是匯報可能存在的陰謀――因為我們有全體人民幫助我們監視，而要經常匯報人民對某個部長以至整個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這些不是為了記下誰的名字，懲罰提意見的人，而是為了糾正我們的工作……人民永遠不會錯，會犯錯誤的是我們。”實際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我們偉大的人民”有時是很愚蠢的，而且真的需要很好的“教育”，卡斯特羅就是以此來回答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芭芭拉對古巴不實行美國所謂“自由”的質疑，指出古巴人民較低的文化水平是推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讓我告訴你，芭芭拉我想說這一句話，瞧，在這么多國家里，百分之二十、 二十五或一成的人民是文盲，你能在這樣的地方談自由嗎？他們可能有自由嗎？為此你不需要搞教育嗎？不需要文化嗎？沒有文化和知識，就不可能獲得自由。”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后，在強調中國人民（主體是農民）敢于斗爭、不怕犧牲的同時，也很清楚“我們偉大的人民”是需要繼續進行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前面說過，格瓦拉是二十世紀最標本的正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在繼續神話“我們偉大的人民”這一概念的同時，也很清楚“我們偉大的人民”真的需要很好的領導和教育，但有一點必須指出：格瓦拉和毛澤東確實真心尊重“我們偉大的人民”。毛澤東曾經講過，他最聽不得窮苦人民的哭聲。當初一個媽媽看著躺在自己懷里奄奄一息的小女兒不住地哭，而毛澤東則站在邊上跟著不住掉淚。從記錄片中看到當年毛澤東的秘書們談起他一心想著人民時總要掉淚，其實只有毛澤東真的這樣做了，才會獲得身邊人如此由衷地敬佩和懷念。格瓦拉同樣如此，他有句名言：“讓我冒著讓人嘲笑的危險說出來吧，引導真正的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愛人民，卻又非常了解他們的毛病、缺點、短處，并想盡辦法改變他們，幫他們進步，才是理解毛澤東、格瓦拉“人民觀”的關鍵，一味強調他們如何愛人民只會弱化這種“愛”，使其變得更虛偽、惡心。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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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

埃內斯托?拉斐爾?格瓦拉?德?拉?塞爾納（西班牙語：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通常被稱做切?格瓦拉（西班牙語：Che Guevara），香港譯作捷?古華拉。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格瓦拉于1959年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七二六運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策動共產革命。首先是剛果，然后是玻利維亞。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殺害。死后，他成為了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

早年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羅薩里奧，是這個西班牙和愛爾蘭裔家庭的長子。他出生證明上的日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資料認為他實際上出生于5月14日。他的出生證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飾他母親在結婚時已懷孕的事實。格瓦拉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個聲譽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于愛爾蘭，后經西班牙轉輾來到阿根廷，在18世紀末，他已成為了巴拉那河地區的總督。而他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略薩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樣也是貴族家庭，祖先約瑟?德?拉?塞爾納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駐秘魯總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結婚。

格瓦拉父親在傳記《我的兒子，切》中寫到：

“5月（注：1930年）的一個早晨，寒風呼嘯，我的妻子帶著我們的小埃內斯托去游泳。中午時分，我去俱樂部找他們，準備和他們一起去吃午飯，這時我發現，孩子穿著一身濕漉漉的游泳衣，已經凍得直打哆嗦。塞莉亞卻還一個勁地在游泳。她不是個有經驗的母親，根本沒有意識到現在已是冬天，天氣變化對這樣一個脆弱的孩子來說，該有多危險。”

從此格瓦拉便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病。受這個有著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尤其是作為阿根廷共產黨員的姨父母）的影響，格瓦拉從小便對政治的十分熱衷。雖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熱愛體育運動。1948年，他進入布伊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醫學，并于1953年3月順利完成了學業。

游歷

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格瓦拉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時，他游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西班牙語：Alberto Granado）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游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Norton摩托車。他們于1951年12月29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在這次旅行中，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離家8個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在他此時的一篇日記中他寫到：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后來被成冊出版，并依此2004年好萊塢拍攝了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格瓦拉開始拼命復習，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成為醫學博士。他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格瓦拉。

踏上危地馬拉

由于貝隆政府當時在阿根廷的的獨裁統治，擔心兒子被征用做軍醫的母親讓格瓦拉逃離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歷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從厄瓜多爾前往危地馬拉。途經哥斯達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打動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達了危地馬拉。當時危地馬拉正處于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茲（Arbenz）的領導下，進行著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綽號“切”（Che），“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類似于漢語中的“喂”、“喔”等。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馬拉軍官阿瑪斯領導的雇傭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為危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隨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難，并在此遇見了菲德爾?卡斯特羅。